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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

陳獨秀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新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
中文名:
陳獨秀
別名:
原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
國籍:
中國
人物簡介: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今安慶)人。中國近現代史上偉大的愛國者、偉大的革命家與改革家、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他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五四運動的思想指導者;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創始人;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最主要的領導人;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人。

1920年初前往上海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并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后任中央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二、三大)、中央總書記(四、五大) 等職務,并任第一至五屆中央委員。1927年7月離開中央。1929年11月因就中東路事件發表不同意見而被開除黨籍。1931年5月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1932年10月被國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戰爆發后,他于1937年8月出獄,先后住在武漢、重慶,最后長期居住于重慶(原四川)江津。1942年5月逝世。他是杰出的政論家,其政論文章汪洋恣肆、尖銳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晚年進行的文字學研究,是極其重要的學術成果。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陳獨秀思想論稿》、《陳獨秀著作選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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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陳獨秀
別名
原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
國籍
中國
民族
漢族
出生地
安徽省懷寧縣十里鋪(今屬安慶市)
出生日期
1879年10月9日(己卯年)
逝世日期
1942年5月27日(壬午年)
職業
教授、革命家,政治家
畢業院校
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早稻田大學
信仰
馬克思主義
主要成就
《新青年》雜志創始人、“新文化運動”發起者和領導者“五四運動”主要領導人、中共最重要創始人
代表作品
《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題西鄉南洲游獵圖》等

人物生平

個人經歷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出生在安徽省安慶市城北的一間小平房里。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學習,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書院開除。

1901年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速成科學習。1903年7月在上海協助章士釗主編《國民日報》。1904年初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思想。1905年組織反清秘密革命組織岳王會,任總會長。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后轉入早稻田大學。1909年冬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被捕入獄,出獄后于1914年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志。

1916年任北京大學學長(相當于系主任)。

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俗稱“南陳北李”。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街頭親自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捕入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界、各省函電交馳,要求釋放陳獨秀。學界有69名署名保釋陳獨秀,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學教員;有新派人物,也有舊派人物。對五四運動持反對態度的田桐,也發表函電,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在各方的壓力下,陳獨秀恢復了自由。胡適在6年后還念念不忘這件事。1925年12月,他在“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事件”發生后寫給陳獨秀的信中提及此事。

1920年,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進行建黨活動。1921年3月24日,陳獨秀受陳炯明之邀在廣東建黨。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陳獨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選舉產生)。后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在大革命中,陳獨秀多次反對共產國際的國共合作指示(為了保證合作,共產國際要求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統的、獨立的階級綱領指導,使得陳獨秀等一次次被共產國際領導層錯誤的行政指令

壓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后,陳獨秀在黨報上發表公開信,單方面宣布退出國民黨,引起黨內外轟動。因為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服從后者的紀律,是共產國際為確保國共合作的既定戰略路線的中心政策(共產國際為何執行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參見百度百科“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的詞條)。但不久后共產國際領導層發來的指令,使大多數中共黨員繼續堅持舊政策,而包括陳獨秀在內的異議分子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要與這種路線徹底決裂,另立獨立路線的無產階級政黨,因為他們并沒有形成完全有別于共產國際的另一種國際國內革命綱領,更不了解當時國際領導層內部托洛茨基一派與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個中國革命問題進行激烈的綱領斗爭。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陳獨秀等少數共產黨人的異議外,其他大多數中共黨員(包括毛澤東)都沒有對共產國際指令,提出哪怕一鱗半爪的反對意見和公開質疑。這就導致了中國共產黨員雖然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領導者,卻是為國民黨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隨便舉個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罷工的實際領導者是中共黨員,但他們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黨員,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國民黨取得了大權,而不是共產黨)。

大革命失敗對中國共產黨造成了強烈沖擊,大批優秀干部(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在反革命屠殺中喪生,19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敗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響力嚴重削弱.。對這次革命失敗負有第一責任的共產國際領導層(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把全部責任推卸在它的中國支部——中共的頭上,中共又把主要責任推卸在總書記陳獨秀頭上,指責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這個栽贓陷害也是中共黨史上最大的冤案。其后,陳獨秀在苦悶中反思,開始接受國際托洛茨基派的觀點,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線,即反對斯大林主義荒唐透頂的左傾暴動路線,同時也反對盲目向農村發展力量甚至把游擊隊高抬為紅軍(誠然,不僅陳獨秀而且當時相當多數國際國內共產黨人都低估了農民運動),而主張以國民會議為中心,主張從民權民主斗爭開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因為中東路事件,共產國際遠東局從一開始就明確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并組織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和擁護蘇聯的群眾示威。對此,中共中央毫不猶豫地做出了積極的響應。他們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并在8月1日“反帝日”舉行示威,而且爭取發動上海工人總罷工。對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陳獨秀專門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評,主張在這個時候片面宣傳“擁護蘇聯”“于我們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陳獨秀給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為此,并鑒于陳獨秀等人事實上根本反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中共中央很快正式決議將陳獨秀等人開除出黨。(《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凱、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

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決議》,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開除陳獨秀黨籍并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凱、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549-555頁。)中共中央明確認為,陳獨秀等人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是黨內一些動搖的機會主義分子的立場的最露骨的表現。(《評陳獨秀的信件》)”,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12月,與彭述之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領導層。同時,在上海建立托派組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刊物,宣傳托派觀點。1937年,在上海淞滬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獄,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黨領導抗日,在武漢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試圖組織“不擁國、不阿共”的第三勢力。此時的陳獨秀已偏離了托派綱領,并遭到多數中國托派的反對,但仍與托派組織保持關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脫離過這種組織和思想、政治關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晚年陳獨秀最終的立場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權,開始對共產主義理論進行反思。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作為二十多年來一直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而奮斗的革命戰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 

革命后期

放棄對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采取妥協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國大革命遭到失敗,除了來自共產國際指導上的原因,他的右傾錯誤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組,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觀點,以在黨內成立小組織的方式進行活動。1929年11月,因為他在中東路問題上發表對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而被開除黨籍。同年12月發表由81人署名的作為托陳取消派綱領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同時,在上海組成托派小組織無產者社,出版刊物《無產者》。1931年5月,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模范監獄。 

抗戰時期

抗戰爆發后,他于1937年8月出獄,先后住在武漢、重慶,最后長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慶市江津區)。1942年5月在貧病交加中逝世。 

個人思想

政治觀點

1.民主主義是“超時代”、“超階級”的,是“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對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范圍有廣狹而已”。未來世界,將實現“無產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2.社會主義是很長的歷史階段,根本目標是發展經濟,使最大多數人民幸福。建設社會主義要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不能馬上廢除私有制,初期允許多種經濟成分,而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

3.肯定“前期”蘇俄,否定“后期”蘇俄。斯大林在蘇俄的恐怖專政,是蘇俄制度造成而非個人品質問題;“任何獨裁制度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離的”。沒有民主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絕不能創造社會主義,蘇聯早已不是社會主義。

4.世界大戰中不能引發革命,殖民地不能獲得解放獨立。“此次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于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勝利屬于德、意、日,我們必然淪陷為殖民地”。

5.放棄對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信仰。

文藝觀

陳獨秀的觀點:文學之文以情為主,應該華美而不重實用。他曾有“華美無用之文學”的措辭,錢玄同提出質疑,此“無用”二字是否與一貫之主張有沖突。其實,此“無用”二字表達了陳氏一種很重要的文章觀念。所謂“無用”,即無實用之意,并非無價值。文章區別于文學,正是在實用與不實用上劃清界線。應用之文以理為主,應該樸質而有用,清除“阿諛、虛偽、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的惡劣文風。魏晉以后,應用之文駢化傾向日益顯著,大有不駢就不能作文的趨勢;唐宋古文家企圖扭轉這種風氣,其策略不是促進小說的發展,戲劇的新生,以減輕應用文體肩負的美文職能,反而加速了應用文體文學化的步伐,使其變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應用的品格。所以,無論是駢文還是古文,都未能將應用文體引向健康發展的方向。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碑銘墓志,極量稱物,讀者決不見信,作者必照例為之。尋常啟事,首尾恒有種種諛詞。居喪者即華居美食,而哀啟必欺人曰,苫塊昏迷。贈醫生以匾額,不曰術邁歧黃,即曰著手成春。”陳獨秀深諳此弊,提出將應用之文與文學之文徹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贊同。經錢玄同、劉半農的進一步論證補充就完全具有實際的操作價值了。(摘自《應用寫作》雜志1994年第4期第45頁《“五四”現代應用文發展簡述》)

個人著作

文選

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陳獨秀思想論稿》、《陳獨秀著作選編》等。

1984-1993年間,三卷本《陳獨秀著作選》相繼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者寫于1991年12月的“編輯說明”中說:“對于陳獨秀詆毀中國共產黨,誣蔑工農紅軍和反對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錯誤言論,本書全文照錄,不予刪節,以供讀者研究和批判”。字里行間,“批判”遺風猶在,且不無防身自保之慮。

200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陳獨秀著作選編》六卷本,輯文890篇,272萬字。較原三卷本600多篇、162萬字,多出200多篇、115萬字。校正舊編中錯、別、漏字句上千處。新輯作品主要是檔案文件、新發現的文章書信,以及音韻學、文字學方面的著作。其中有陳獨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后主持特別委員會的發言,五卅運動中在《熱血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在南京獄中寫給汪原放的54封書信,入川后寫給臺靜農等人的近百封書信,等等。

《陳獨秀著作選》第六卷,收入陳獨秀音韻學著作《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以及與他的學生、語言學家魏建功來往書信。文字學著作,收入《小學識字教本》、致臺靜農、陳立夫、陳可忠等人書信。

《小學識字教本》,是陳獨秀文字學研究集大成之作。1929年寫成《中國拼音文字草案》,售予商務印書館。當時,陳獨秀是當局通緝的“共黨首領”,自然不能出版,書稿亦杳無下落。居川期間,陳獨秀在《實庵字說》《識字初階》基礎上,寫《小學識字教本》。原定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并兩次預支稿酬一萬元。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小學”二字不妥,建議改書名為《中國文字說明》。陳獨秀以“小學”乃音韻字、文字學綜合之古稱,也是他研究文字形、聲、義三者統一而非三者分立的特點,拒改書名。此書不能出版,他令家人不得動用稿酬。《小學識字教本》書稿由國立編譯館油印50冊分贈專家。梁實秋分得一冊,十分珍愛,日后帶往臺灣,請專人描清字跡不清處,影印500冊,仍感不佳。再請人費時十月,將全稿重描無誤,

書名改作《文字新詮》,隱去作者姓名與《自敘》,代之以梁序,于1971年由臺灣語文研究中心影印出版。梁私下告友人,此為陳獨秀遺作。《小學識字教本》得以傳世,梁氏功莫大焉。 

在獄中,陳獨秀寫了《荀子韻表及考釋》、《實庵字說》、《老子考略》、《中國古代語音有復聲母說》、《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屈宋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戊寅年登石筍山》《干支為字母說》等音韻訓詁學著作。 

書法

陳獨秀論書法,有一則佳話流傳甚廣。即我們都知道的書法家沈尹默先生,早年就是受了陳獨秀的一語“刺激”,而發憤練字,終成一代大師的。當時陳與沈還不熟悉,但性格率直、快人快語的陳獨秀初次相見,就當面說:“昨在劉三壁上見了你寫的詩,詩很好,而字則其俗在骨。可謂詩在天上,字在地下!”劉三則是江南名士劉季平也,其時劉三和蘇曼殊以及陳獨秀、沈尹默等,都是東瀛留學歸來常在一起詩酒風流的名士。沈尹默并不因陳的批評為忤,相反后來沈入北大任教,還把陳推薦給了蔡元培校長,并委以文科學長之職,足見舊時學人謙虛寬博之胸懷。陳獨秀批評沈尹默的字“俗在骨”,實際上也是透露了他自己書法上的審美觀。一般以帖學為宗的書法,若無厚實的北碑為底,用筆單調柔弱,則容易滑向“媚俗”一路。這一觀點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轉而尊碑風尚是一致的。不過后來即便是沈尹默的書法已經達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陳獨秀在肯定的同時,依舊保留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在1941年給臺靜農的信中說:“尹默字素來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無字,視三十年前無大異也。存世二王字,獻之數種近真,羲之字多為米南宮臨本,神韻猶在歐褚所臨蘭亭之下,即刻意學之,字品終在唐賢以下也。”反觀陳獨秀自己的書法則是碑帖結合,寫得汪洋閎肆、兼備眾體。

詩詞

《哭汪希顏》

兇耗傳來忍淚看,慟君薄命責君難。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

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說起聯邦新制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題西鄉南洲游獵圖》

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直尺不遺身后恨,枉尋徒屈自由身。

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記戊寅年登石筍山》

悠悠史海、驚鴻掠過、念馮唐、秋不憫蟬語吱吱、獨坐溪頭思太公、登峰頂,神往春秋與聃同。

蕓蕓眾生、吾似故人、憎郭開、寰不惜廉頗凄凄、庚未及甲憂社稷、居簡舍,垂嘆功成木應朽。

經歷了政治上的跌宕起伏,陳獨秀晚年自南京出獄后,他謝絕了高官厚祿的邀誘,蟄居四川江津,在貧病交迫中埋頭于作書寫詩和文字學研究。其間對書法的愛好始終未有懈怠,即使在他逝世的前一年,當他得知歐陽竟無珍藏著東漢隸書佳拓《武榮碑》時,以詩代簡,向歐陽竟無“索借”,詩曰:“貫休入蜀唯瓶缽,久病山居生事微。歲暮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歐陽得詩后只得割愛以遂其心愿。另外,晚年的他尤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訓蒙的專著《小學識字教本》,但稿件送審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書名不妥,要陳獨秀改書名。陳獨秀堅決不同意,并說“一字不能動”,把預支的八千元稿費也退回去了。最后直至1942年陳獨秀因病謝世,《小學識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其詩作可以分為三類: 

(1)表現理想抱負、批判黑暗現實。

早期所作《夜雨狂歌答沈二》、《遠游》和晚年所作《金粉淚》56首及長篇五言詩《告少年》。托物詠志的《詠鶴》、《雜感》四首、《感懷二十首》深于寄托,傷時感事,雖表現手法較曲折隱晦,也應歸于這一類。最早的作品為《題西鄉南洲游獵圖》,發表于1903年8月17日上海《國民日日報》。

(2)悼念親人、酬答友朋之作

早年挽亡兄孟吉的《述哀》和晚年《挽大姊》皆為五古長篇,詩中分別鋪敘詩人與兄姊患難相依的生活歷程,抒發出于肺腑的深哀巨痛。

(3)山水游覽與景物題詠之作

描繪山水名勝與四時風物以抒情寄志,是傳統詩歌的大宗,藝術美最為突出。《陳獨秀詩存》中,早期和晚年都有這一類作品,頗富意境之美。最早的山水詩為《華嚴瀑布》五言絕句組詩八首。

親屬關系

原配高曉嵐(高大眾)(1876年-1930年9月9日),安徽六安霍邱臨淮鄉人,清末安徽統領副將高登科之女,育有三子一女。逝于安慶。

配偶高君曼(高小眾)(1888年-1931年),高曉嵐同父異母妹。育有二子一女。病逝于南京。

配偶潘蘭珍(1908年-1949年),江蘇南通人,因病去世于上海,無子女。有一養女,潘鳳仙曾居于上海。

長子陳延年(1898年-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廣東、浙江及江蘇區委書記。高曉嵐之子。

長女陳玉瑩(陳筱秀)(1900年-1928年),病逝于上海。

次子陳喬年(1902年-1928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等職。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龍華的楓林橋畔就義。

三子陳光美(1907年-1999年),長期隱居蜀中,由于歷史原因,此子一直未承認是陳獨秀兒子。

四子陳松年(1910年-1990年),曾任安慶市政協常委,安慶市文史館館員,安徽省文史館館員。

幼女陳子美(1912年-2004年),婦產科醫生。文革時經香港前往美加地區,后常住美國行醫。她逝世后中國駐紐約副總領事崔愛民前去吊唁。

幼子陳鶴年(1913年-2000年),與姐姐陳子美為一母所生,母親高君曼,妻子許桂馨。在北大讀書期間是當時北平的“三大學生領袖”之一。1938年底,陳鶴年攜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抗日戰爭期間又回內地。抗戰勝利后,再度帶全家定居香港進《星島日報》工作。

傳有孫子陳仲勁(父親不明),曾在抗戰時期參加“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第一團第三總隊,后經商,稱祖父對他說“千萬不要搞政治”。 

養女潘鳳仙,隨潘蘭珍姓,現居于上海楊浦區。 

個人影響

第一,他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對于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歷史的進程。他創辦的《新青年》雜志,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導了整整一代人。

第二,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五四運動思想指導者。五四運動能夠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發生那么大的影響,與他的活動、指導、影響是分不開的。在高度評價五四運動歷史功績的同時,不能忘記陳獨秀在其中的巨大歷史功勞。

第三,他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他傳播馬克思主義雖然沒有李大釗早,但他創辦的《新青年》雜志是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別的報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創始人。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說法不準確。如果沒有陳獨秀,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的成立。僅僅這一條,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最主要的領導人。

第六,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人。與孫中山共事。

人物評價

總評

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杰出的政論家。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杰出的大專家、大學者。陳獨秀一生一心為公,光明磊落,絲毫不搞陰謀詭計,不以權謀私,即使在艱苦困頓的晚年,他不接受敵人的饋贈,表現出一個革命者的剛強骨氣和高尚人格。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生毫不妥協,堅決地揭露和批判舊制度、舊思想、舊文化和社會種種弊病,代表了社會良心,為后人做出了杰出的表率。

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把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中的錯誤從“右傾投降主義”,改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為什么摳掉了“投降”兩個關鍵性的字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說:“被看作陳獨秀犯嚴重右傾錯誤標志的對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讓步,還有對蔣介石、汪精衛等的依賴,以及不重視黨直接掌握武裝的思想等,都是受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因此,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大革命遭受的嚴重挫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91年,胡繩玉在《學術月刊》第11期發表了《中共黨史人物傳不能沒有陳獨秀》,指出:“陳獨秀的一生,如果從他1900年參加反清運動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他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斗了整整27個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輩、同輩都多得多的貢獻。就是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在舊中國的泥潭中,陳獨秀依然在趔趄向前,盡管步履蹣跚,有時躑躅,有時摔跤,但他畢竟沒有當叛徒,沒有做漢奸,沒有作出絲毫有損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偉大國格和偉大人格的事來。” 

個人評價

作為陳獨秀曾經的戰友,繼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博古、張聞天之后中共黨內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一生曾多次論及陳獨秀。主要集中于三個時期。

一是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毛澤東主要從以下兩方面談及陳獨秀:

1.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對自己影響極大的人。新文化運動時期,毛澤東認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毛澤東的這一看法在大革命失敗以后并沒有根本改變。1936年,應斯諾之邀談及早年經歷時,毛澤東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到陳獨秀。他說,自己當時十分崇拜陳獨秀和胡適所作的文章,“他們成了我的模范”。“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給我的影響也許比那里任何人所給我的都大”。

2.警醒全黨牢記歷史教訓。在承認陳獨秀功績的同時,親歷大革命血雨腥風的毛澤東從未忘記陳獨秀放棄黨的領導權而使黨蒙受的重大損失。尤其是在1930年代后期,由于王明右傾思想在黨內的巨大影響,毛澤東談及陳獨秀,更側重于提醒全黨警惕右傾,要求全黨牢記歷史教訓。當斯諾要求毛澤東對大革命失敗的歷史進行評價時,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把最大的罪責歸于陳獨秀,認為他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進一步妥協明明就意味著災難的關頭,使黨喪失了決定性的領導和自己的路線”。甚至認為,“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多次指出,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于失敗”,警醒“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歷史上的血的教訓”。

二是中共七大前后。毛澤東從進一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角度談及陳獨秀:

1.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創黨有功。七大前后,毛澤東多次講自己是陳獨秀那一代人的學生。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發言時講道:“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4月21日,毛澤東在講七大工作方針時說:“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2.反思全黨總結處理陳獨秀問題上的教訓,要求處理歷史問題時真正做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七大前夕,毛澤東反思黨在處理陳獨秀等人歷史問題上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與黨內錯誤路線作斗爭的基本原則。其一,與黨內錯誤路線做斗爭時,應該注重強調產生錯誤的社會原因,而不是強調個人問題。在處理歷史問題的時候,“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其二,與錯誤路線作斗爭,其目的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內戰時期,喜歡圖簡便,不愿意同犯過錯誤路線的人共事,‘一掌推開’‘簡單明了’的那樣一種作風是不好的。”“任何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只要他已經了解和開始改正自己的錯誤,就應該不存成見地歡迎他,團結他為黨工作。即使還沒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錯誤,但已不堅持錯誤的同志,也應該以懇切的同志的態度,幫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錯誤。”

不過,肯定陳獨秀曾經的歷史功績,并不意味著可以抹煞他曾經的錯誤。七大前后,毛澤東也多次提醒全黨牢記陳獨秀的錯誤。在中共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嚴厲指責陳獨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馬克思主義了”。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同年8月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中央決議的形式通過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說法,對其后中共對陳獨秀的評價起了重要影響。

三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一時期,毛澤東論及陳獨秀,使用了“大叛徒”“反面教員”等詞語,但是他的批判集中于其組織“托派”分裂黨的活動,并非全面否定。

1955年2月,毛澤東在對《鄧小平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稿》修改時寫下了“我們黨內曾經出現過陳獨秀、張國燾等著名的大叛徒,他們都是階級敵人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的批語。1956年7月14日,毛澤東在同危地馬拉前總統阿本斯的談話中,又將陳獨秀與蔣介石、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同列為“反面教員”。

毛澤東的這種評價,主要原因在于,他從未忘記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給黨帶來的血的教訓,尤其是陳獨秀后期成立托派,背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錯誤。而高、饒反黨聯盟的出現,使毛澤東再次警醒陳獨秀后期“搞托派”、“搞分裂”的活動。他認為,對這一類人,“無法采取幫助態度,因為他們不可救藥”。所以,“只能打倒”。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這種情況下,1953年,經過安徽考察的毛澤東特地囑咐地方政府照顧陳獨秀后人的生活。據此,地方政府確認了陳延年、陳喬年的烈士身份,頒發了烈士證書,在世的陳獨秀的三子陳松年及其子女也得到了相應的照顧。

后世紀念

故居

鶴山坪石墻院位于重慶江津市南郊,原是楊氏鄉紳的私宅。抗戰時期陳獨秀在此度過了他六十四年人生的最后一段時光。自此,“石墻院”作為陳獨秀先生晚年生活的客觀載體備受注目。

墓地

陳獨秀墓 陳獨秀安葬于安慶市北門外十里鄉葉家沖的一塊坡地上。這是陳獨秀靈柩于1947年從四川江津遷回家鄉后與原配夫人高曉嵐的合冢,2001年經保護性維修后,總面積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臺、護欄、墓道構成。墓冢高4米,直徑7米,漢白玉貼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臺兩層,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漢白玉欄桿。墓南臺階與長30米、寬6米的墓道相連接。墓的兩側,各排列32株杉樹,喻示著陳獨秀走過的64個春秋;5棵龍柏松,則代表他曾經擔任過中國共產黨一大至五大的總書記或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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